1981年葛洲坝截流后，其坝下4公里处水域是中华鲟唯一的天然产卵场
一早，研究人员解剖食卵鱼，查看其腹中是否有中华鲟鱼卵
水下视频拍摄工具
中华鲟保育和增殖放流中心的中华鲟 摄影/沈晴
中华鲟研究所人工繁殖的子二代
物种档案：中华鲟，大型江海溯游性鱼类，江河出生，浅海长大，是目前长江中最大的鱼类，成年个体长四五米，重达500公斤，寿命约为40多岁,国家一级保护保护动物,白垩纪残留至今最为古老的现生鱼类之一，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1.4亿年。
从宜昌中华鲟核心保护区的渔政码头出发，船行约8公里，江面逐渐开阔。江中有葛洲和西坝洲两个小岛，把长江割成三条水道，葛洲坝因此得名。
行至近处，寒风依旧吹不散雾气，眼前的大坝也仿佛深锁江面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（下称“长江所”）的副研究员张辉站在船头，像往常一样皱眉凝视这片水域——刚刚从江底费力拉起的采卵网中，除了几尾死虾和有机废物，并未寻获中华鲟鱼卵。这块区域被普遍认为是1981年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唯一的天然产卵场。
落空已持续两年。张辉最近一次在例行科考中发现野生中华鲟，还是2012年。当时，他们还能从渔民那收来的铜鱼、黄颡鱼、吻鮈等食卵鱼腹中，解剖出直径约4毫米、绿豆大小的黑色中华鲟鱼卵，进而证明种群的自然繁衍。但之后两年，在尝试了水下视频拍摄、鱼探仪搜寻、江底采卵等多种方法后，科研人员还是发现，这处存在了20多年的产卵场，已经找不到产卵繁殖的迹象。
“今早的水温19.9℃，偏高，或许等再冷一点，刺激鱼的性腺发育，就能产卵了。”张辉这样说服自己。“目前为止颗粒无收，但一旦找到就具有历史性意义。”10月，中华鲟繁殖季开启，他所在的长江所科考队要日复一日地追踪检测，直至明年2月。张辉的老师、长江所研究员危起伟则忧心得多，“中华鲟种族数量每况愈下，目前，每年溯游不足100尾，这个问题有多严重，绝不是一条鱼的问题、一个偶然的小问题。”
这位科考活动技术组组长从事中华鲟研究30余年，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，他提示了易被忽略的一点：作为江海溯游的大型鱼类，中华鲟亲鱼由海入江，也带来了海里的物质，约有35%消耗于长江，其中20%是卵，15%是消耗脂肪后的排泄物。这些稀有的海洋物质，将有益溯游江段的生物多样性。“由江入海，淡水中的都流入海水中了，但海水中的物质怎么逆流？洄游性鱼类是最重要的。”
一个好消息是，今年4月至8月，在长江口监测到了3000余尾中华鲟幼鱼，为近10年之最，这也意味着可能有新产卵场形成。为此，9月28日，农业部发布《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（2015-2030年）》，并主导了时隔30年后的再一次中华鲟产卵场调查。11月下旬，第一财经记者跟随WWF（世界自然基金会）来到湖北宜昌、荆州，实地探访中华鲟科考之行。
长江边的渔政码头，宜昌
声呐设备探测
大坝之殇
长江所的研究基地设在靠近宜昌夷陵长江大桥的小码头上，这里也是宜昌渔政码头。上午8点起，鱼老大纷纷载着渔获来到码头。一位凌晨3点开始作业的渔民过完秤后抱怨着收成——只有5斤。
在近3个月的科考季里，研究所以40元/斤的市场价从渔民处收购铜鱼，产量更少的鳜鱼则是50元/斤，每天需要解剖四五十斤这类食卵鱼，才能较为科学地检测该水域是否有中华鲟产卵迹象。近两年产卵场消失后，科考期也拉得更长，“就怕中华鲟来得早，走得晚，却没有产卵。”张辉有些焦虑，今年的水温较往年更高，而17.5~20℃，是最适宜中华鲟产卵的。
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华鲟研究所副所长高勇认为，野生中华鲟无自然产卵的主要因素，是全球气候变暖，尤其是去年多个月份的海水升温，“大坝的影响只是很小一部分。”但包括危起伟在内的诸多学者指出，三峡大坝自2003年蓄水后，其造成的滞温效应、流量变化、水位变化均是中华鲟产卵活动减少的主要原因。科研人员还发现，哪怕这些指标仅在小范围内浮动，一些敏感的亲鱼宁可在长江“白跑”一趟，也不愿草草产卵。
“一般的河流水深不过十来米，而三峡水库前段时间蓄水175米，相当于十倍水深，却只有1/10表面积。”危起伟将三峡水库比作一个巨大的温室，水库吸热后散热不及，出现了滞温。WWF的数据显示，1980~1983年、2002~2005年、2013年中华鲟产卵期（10~11月）的平均水温分别为16.2℃、17.8℃和23.8℃，导致近20年来繁殖期向后推迟一个月。
过去几十年，中华鲟普遍受到水利工程、航运、污染、过度捕捞等影响，但最致命的还是1981年投入使用的葛洲坝。中国工程院2013年的综合评估报告显示，这座“长江第一坝”截流前，每年洄游到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的中华鲟超过3500尾，1985年下降至2000尾，2005年已不足500尾。2010年，中华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（IUCN）列入“极度濒危”(CR)级别。
葛洲坝南侧的一处隔流堤则见证了渔政和水利工程的博弈。这个本应于葛洲坝建成前就完工的项目，在成立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后才开工。“2005年，渔政在例行巡视中，发现工程队在枯水期抢工期，大的挖掘机还没有进来，但船舶在江里抛石，工事已经露出水面。”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卢林回忆，在这场拉锯战中，渔政部门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，但隔流堤因为各种原因成了烂尾工程，给中华鲟的产卵场带来了倾覆性的破坏。
葛洲坝截流后，阻断了中华鲟在上游涪陵至金沙江下游约600公里江段的16处产卵场，并在葛洲坝下方的围垸倒塌处偶然间形成了稳定的产卵场，但其面积仅为之前的5%。“产卵场地方小，不利于鱼卵孵化存活，是导致中华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之一。”危起伟惋惜道，“一条500斤的中华鲟，鱼卵就重100斤，90%以上都被食卵鱼吃了。”
成年中华鲟被捕捞和误杀的情况则更为惨烈。葛洲坝刚截流那年，溯游产卵的中华鲟不到上游心不死，不少扎堆撞坝而亡，被坝下发电的水轮机绞死。鱼最多的时候，人们远远望去，江面上、浅滩处总能见到不完整的中华鲟尸身，或是断头的，或是成截的。其余的也难逃渔民的合力捕捞。危起伟记得，那年捕杀了近2000余尾，在宜昌的大街上，两个板车拖着巨大的中华鲟的场景并不鲜见，至今想来令人发寒。
中华鲟保育和增殖放流中心
放流中华鲟
江海断绝
荆州市荆州区后湖港水库旁的中华鲟保育和增殖放流中心，平日里大门紧锁。大院的空地种起了菜，另一头的角落则圈着一群咯咯叫的鸡。地上不时淌过循环的池水，夹杂腥淡的鱼味。
再往里走，各有两个催产池和培养池。隔着厚厚的玻璃，这些身披五行骨板、眼睛细小、嘴前方长有4 条吻须的大家伙，正悠哉地扭动着，它们都是从小在池子中长大的子一代和子二代。靠南的池子中，唯一的那条野生中华鲟威武有力，很是显眼，饲养员介绍，其重约250公斤，这在野生种群中仅属中等，野生成年个体可长至四五米，重达500公斤。而目前，1997年出生的子一代不过100多公斤，皆已成熟。这些人工繁殖的子代比其父母要小一半以上。
失去了海水的滋养，中华鲟种群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基因衰退。“雌性中华鲟一般是要达到350斤到600斤才能第一次成熟，而现在人工养殖中华鲟第一次成熟平均不到200斤，有的110斤就成熟了，个体很小，而且抗病能力非常差。”危起伟曾说，“增殖放流不能直接作用于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，但是一种不得已情况下保种的办法。”
1995年前后，科研机构将中华鲟受精卵培育到了10公分以上的大规格幼鱼。2009年，全人工繁殖技术取得突破，子一代在全人工条件下成功繁育子二代，填补了此项空白。然子代没有经历淡水-海水-淡水的溯游过程，能否于淡水中促进性腺发育，像野生种群那样“回家”产卵并依旧保有祖先的记忆和优良基因？自国家决定不在葛洲坝上为中华鲟修建过鱼通道，30年间对人工增殖放流的质疑不曾平息。
数据显示，近30年来，葛洲坝上的中华鲟研究所已累计向下游放流人工繁育中华鲟56次，共500万尾。2007年，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所放流的数量累计达到700万尾，但成活率而言一直未对外公开。多位科研人员暗示，初期10年放流对野生中华鲟数量的补充微乎其微。“人工根本养不活，到江里也很难存活，放下去就成了其他鱼的饵料。”危起伟认为，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华鲟无法自然繁育。
就算幼鱼排除万难游到了长江口，亲鱼溯洄比30年前更难。2007年，长江所曾放流了两尾人工繁殖的中华鲟亲鱼，其中一条450多公斤的雌鱼过了一年后往产卵场方向溯游，科研人员一路追踪其身上植入的超声波标记，待葛洲坝近在咫尺，却失去了所有信号。
“最后宜昌派出所抓到一伙鱼贩子，一共杀了11条中华鲟，11条啊，我们的鱼就在里头。”危起伟难掩伤感，2007年至今，长江所超声波标志的中华鲟亲鱼，有3尾入海后回到长江繁殖，均被误捕后致死。“长江沿岸有一部分人，至今保留着吃中华鲟的传统，特别是石首、洪湖一带，不排除有黑窝点。”他遗憾地说，中华鲟生长缓慢，雄性最早8龄成熟，雌性最早14龄成熟，一生仅溯洄四五次，有些遭误捕致死的中华鲟是第一次“回家”，却再也回不去大海。
中华鲟保育和增殖放流中心，工作人员正在喂食
工作人员记录每天各池中华鲟的情况
后福？
自然保护区所处的葛洲坝坝江段虽然划有核心区、缓冲器、实验区，但由于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入川必经之路，又地处宜昌市中心，无法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禁止一切人类活动。江面来往船舶众多，航运繁忙，且不乏大吨位级。2008年，保护区更是惨遭“割尾”，由80公里变为50公里，核心区由50公里缩短为20公里。缩短的水道主要是在宜昌下辖区猇亭，当时正在建立猇亭临江工业园区。
“中华鲟如果灭绝，不是鱼殇，而是河海之殇。中华鲟的存亡，是长江以及近海生态系统状况的重要指标。”危起伟表示，亲鱼在长江中不摄食，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匆匆“过客”，因为它把海洋物质带入淡水，丰富了江河的物质多样性。
过去，长江中江海、江湖洄游性的物种有很多，比如短距离溯游的中华绒毛蟹、“长江三鲜”之一的鲥鱼、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发现产卵场的鳗鲡等。“洄游性物种都没有了，也许是很致命的生态后果。因为所有的都是下去的，没有上来的。”他说。
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洪铸的研究也发现，在长江中，生态系统越完整，河流、湖泊跟海洋通达性好的区域，生物多样性更丰富，物种数量更多，江海、江湖溯游也更畅通。基于此，除了生态修复、十年禁渔、控制水体污染、改进人工繁殖和驯养外，WWF长江项目生物多样性保护总监朱江还认为，“长江的保护，特别是水生物的保护应该从体系出发，考虑干流、大坝、通道、生态调度、连通性等，实际上，江海互通，江河互通，它们都是一个整体。”
事实上，由于体型大、生活史复杂、对环境要求高，在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影响下，世界上多数鲟鱼都处于濒危或极度濒危状态。比如四川人常说的“千斤腊子万斤象”，前者为中华鲟，野生个体最重可达600公斤，后者即指白鲟，比中华鲟更大，但早在2003年就失去了自然繁殖的迹象。不过，鲟鱼保护也有成功例子，比如美洲的湖鲟通过多年的努力，已经被IUCN评为无危物种。
去年11月，长江所接到武汉渔政电话，说有渔民误捕300余公斤的中华鲟，救助人员现场发现，这条雌鱼呈侧翻失衡状态，伤势严重，疑被螺旋桨致伤。幸运的是，经过一年细致救治，这条近20年来发现的最大野生中华鲟于上月入住北京海洋馆。危起伟给它起名“后福”—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这也是他从事研究30余年来第一次给鲟命名。
1.4亿年来，地球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中华鲟也亲历着长江的万年变迁。即使在明朝时期秭归江段发生崩滩，阻断长江38年，也没能中断它们的繁衍之路，在秭归下游江段继续生息。20世纪中期，中华鲟还是我国一种比较重要的捕捞鱼类，曾广泛分布于黄河、钱塘江、闽江、珠江等江河中，1996年后仅长江尚余。危起伟希望这个古老的种群能有后福。“如果找到新产卵场，经过设计、论证，能够将它保护起来。”另外他也提到，本着“谁破坏谁治理”原则，三峡工程和葛洲坝是中华鲟种群锐减的主要影响因素，应该积极配套相关的投资。
(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世界自然基金会（WWF）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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